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zhàn)》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zhàn)，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倘能因我的書，給予同情中國的人們以明白中國抗日的真相，當然是我的希望。目前，日本因被迫結束其戰(zhàn)略進攻轉入戰(zhàn)略保守，我因堅決抗戰(zhàn)與力量增加而結束自己的戰(zhàn)略退卻（主力軍，不是游擊隊）轉入戰(zhàn)略相持，這種局面快要到來了。中國在偉大抗戰(zhàn)中，基本的依靠自力勝敵，中國的力量也正在發(fā)動，不但將成為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且將壓倒敵人而驅除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同時，需要外援的配合，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zhàn)是世界性的抗戰(zhàn)，孤立戰(zhàn)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這篇序言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1941年1月20日 針對蔣介石撤銷新四軍番號的命令，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發(fā)布。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二十五日，新四軍新軍部在蘇北
鹽城成立，全軍整編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共九萬余人，堅決抵制蔣介石的反動命令，繼續(xù)在長江南北堅持敵后抗戰(zhàn)。這個命令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同日 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言人名義，對新華社記者發(fā)表關于皖南事變的談話。談話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包括要求國民黨停止挑釁；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談話最后忠告：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tài)自然平復，我們共產(chǎn)黨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已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這篇談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1987年1月20日 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談到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指出：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而要擺脫貧困，在經(jīng)濟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實際，不要給自己設置障礙，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國執(zhí)行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得到了很大的好處。如果說有什么不足之處，就是開放得還不夠。我們要繼續(xù)開放，更加開放。因為我們的承受能力比較大，加上我們有正確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極的東西也不會影響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為我們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從根本上提供了保證。這篇談話的一部分以《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1988年1月20日 鄧小平會見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時談到中國的發(fā)展問題指出：中國要發(fā)展，沒有國際合作，不搞開放，關起門來是不行的。我們耽誤了二十年，而這二十年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這是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和科技發(fā)展很快的二十年，我們要補上這二十年的損失不容易。
1992年1月20日 鄧小平在
深圳聽取中共
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中共
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匯報時指出：蘇聯(lián)東歐的變化，說明我們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不能亂。中國如果一亂，便是一片災難。我們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有了這一步，再趕上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才有希望。我們時間不多呀！世界市場也很緊，不容易競爭。要夾著尾巴做人。
2000年1月20日 江澤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講”情況時指出：十年來，我們始終銘記鄧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銘記黨和人民的重托，對自己承擔的職責從不敢懈怠。我們最關注的是兩大問題：一個是不斷加強黨的建設，鞏固我們黨的執(zhí)政地位，使我們黨始終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
現(xiàn)代化建設的核心力量；一個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加快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強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礎。這篇講話以《通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講”情況的講話》為題，收入《江澤民文選》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