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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其內容（類似的內容在其他關于“文革”的回憶書寫中并不罕見），而是其形式，是其書寫“文革”時期季老住牛棚、坐噴氣式時那種調侃、戲謔、自嘲的修辭和敘事語調。

比如在此書的“緣起”部分，作者這樣寫自己住進“大院”（即牛棚）：“我三生有幸，也住進了大院……而且一住就是八九個月。要說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實。但是，像十年浩劫這樣的現(xiàn)象，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空前的——我愿它也是絕后——‘人生不滿百’，我居然躬預其盛，這身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不得不感謝蒼天，特別對我垂青、加祐，以至于感激涕零了?！?/p>

“文革”極端環(huán)境的知識分子必須沒完沒了地自我檢討、自我貶低、自我糟蹋?！拔母铩苯Y束后，知識分子在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往往是痛心疾首、痛哭流涕，他們?yōu)樽约涸?jīng)神往的“革命”痛心，為自己荒廢的青春痛心。能保持幽默感并通過戲謔的筆調書寫這段集體和個人記憶的作家少之又少。而季羨林就是其中之一。

再比如季羨林這樣寫批斗：

我在這里想先研究一個問題：批斗問題。我不知道，這種形式是什么人發(fā)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眾的智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才發(fā)明出來的吧。如果對這種發(fā)明創(chuàng)造也有專利權的話，這個發(fā)明者是一個天才，他應當獲得頭等大獎。

但是我認為他卻是一個愚蠢的天才。這種批斗在形式上轟轟烈烈，聲勢浩大；實則什么問題也不能解決。在舊社會，縣太爺或者什么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夾板，甚至用竹簽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現(xiàn)在的批斗想達到什么目的呢？如果只想讓被批斗者承認自己是走資派，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罪名你不是已經(jīng)用大喇叭、大字報昭告天下了嗎？承認不承認又有什么用處呢？這個或這些發(fā)明者或許受了西方為藝術而藝術的影響，他或他們是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壞一點，他或他們是為了滿足人類折磨別人以取樂的劣根性而批斗。

總之，我認為，批斗毫無用處。但是，在這里，我必須向發(fā)明者奉獻出我最大的敬意，他們精通科學技術，懂得噴氣式飛機的構造原理，才發(fā)明了噴氣式批斗法。這種方法禽獸們是想不出來的。人為萬物之靈，信矣夫！

……

我不知道，批斗總共進行了多長的時間。真正批得淋漓盡致。我這個主角大概也“表演”得不錯?？峙氯罕娒總€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滿意了。我忽聽得大喊一聲：“把季羨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雙手，在拳頭之林中，在高呼的口號聲中，被押出了外文樓。

然而革命熱情特高的群眾，革命義憤還沒有完全發(fā)泄出來，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腳踢，我想抱頭鼠竄，落荒而逃；然而卻辦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個姓羅的阿拉伯語教員說了幾句話，追兵同仇敵愾的勁頭稍有所緩和。

這里面不但有對打人者的嘲諷，也有對被打的自己的嘲諷。不但調侃加害者，而且調侃受害者。滿篇充滿了機智幽默的話語?？芍^豁達之至！在批斗環(huán)境下仍然能夠保持幽默態(tài)度，是一種極高的精神境界：耍貧嘴、說俏皮話所體現(xiàn)的恰恰是一種精神和內心的強大，是對權力的藐視和不屑，同時也是對苦難乃至死亡的超然。這表明他們沒有被掌權者壓倒，也沒有被自己的苦難壓倒，而對之保持了一種難得的距離，一種豁達。正因為有這種豁達，季老能夠活下來并活到一百歲。還有一個廖沫沙也活了下來。誠如趙園所言：“三家村中人，唯廖存活，當非偶然。”季廖二人的長壽（廖活到83歲，也算長壽）肯定與這種豁達有關。

依據(jù)我的觀察，能夠用調侃、戲謔的筆調寫革命，寫革命專政如何折磨自己、折磨“反革命分子”，在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不少（如《古拉格群島》），在中國卻較罕見。我思考這問題，總覺得這不但體現(xiàn)了中國和蘇東國家知識分子文化傳統(tǒng)、藝術素養(yǎng)的差別，而且也和中國作家的年齡、經(jīng)歷相關。我看到能夠拉開距離用調侃、諷刺、戲謔的筆調寫革命，特別是寫“革命”群眾如何折磨、踐踏自己的中國作家（數(shù)量極少）大致都是經(jīng)歷過“五四”的老一代作家（除了季老，還有楊絳先生，就此我已經(jīng)寫過專文）。三零后“右派”作家和五零后知青作家能夠有此等幽默的幾乎沒有。當然，這不僅是年齡的差別，其中還牽涉到家庭出身、閱歷、教育背景等，其中教育的因素特別重要。季羨林、楊絳等作家出身均非寒門（特別是楊絳更是名門之后），都是接受的西洋教授，其知識系譜和思想結構豐富復雜，絕非革命理論一種。

由此還想到知識分子與革命之間的關系：內外之別。其實，季老能拉開距離寫“文革”，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根本就不是“革命的兒子”，而是“革命”的外人。他19歲就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24歲赴德國留學，根本沒有參加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也不懂革命理論，更遠離革命組織。由此決定了其對革命既無刻骨之愛，也無刻骨之痛，所以能夠拉開距離戲謔之、調侃之，而不像那些革命的“兒子”在被革命這個親娘“愿望”后痛不欲生。

相比之下，30后的革命作家，比如那些“右派”歸來作家，以及50后的知青作家，他們書寫革命，書寫革命如何迫害自己或耽誤了自己的青春，就很難做到季老這輩人的超脫。他們是在單一的革命文化、革命教育中長大的（特別是50后），缺少與革命拉開距離的文化資源，他們常常只能通過革命的方式（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方式）“反思”革命，通過加害者的方式（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方式）“申討”加害者。即使那些由對革命愛之太深到恨之尤切的“告別者”，也仍然屬于革命文化喂養(yǎng)大的，很難產生戲謔和幽默書寫革命所需要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