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年青時有一個好朋友，名叫章惇，字子厚。
章惇勇于冒險，不惜以身試法。他比蘇東坡小兩歲，巨大、帥氣，身材魁梧，有武人之資，可惜生活上很不檢核，中進士之前，常常在京城喝酒宿娼，尋花問柳，乃至勾引良家婦女。有一段時間，他居然跟族里一個老一輩的小妾好上了，深夜翻墻而入，跟那個小妾鬼混，成果被老一輩發(fā)現(xiàn)。章惇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若漏網(wǎng)之魚，他在前面跑，老一輩拎著棍子在后面追，章惇翻身上墻，“噗通”一聲跳下去。壞了，墻外有個老太太，正倚著墻根兒坐著，他正好踩在人家身上，差點兒把老太太踩得背過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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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的老一輩不肯張揚家丑，便忍氣吞聲，沒有報案。那老太太可不干，去
開封府告了一狀，告章惇犯上作亂，跟老一輩的妻妾通奸，還傷及無辜。成果可想而知，章惇自然是被扭送到
開封府，等著府尹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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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
開封府尹是誰呢？正是我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大名鼎鼎的包公包青天。
章惇的案子證據(jù)確鑿，案情理解，非常好審，也非常好判。依據(jù)北宋法典《宋刑統(tǒng)》：“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杖一百。”與人通奸，男女雙方遍地一年半徒刑，各打一百大板?！端涡探y(tǒng)》又規(guī)定：“奸小功以上父祖妾及與和者，謂之內(nèi)亂?！迸c老一輩的小妾通奸，稱為“內(nèi)亂”。內(nèi)亂是“罪大惡極”之罪，有必要從重判處，重則凌遲，輕則砍頭，不許弛刑，不許赦免，更不許用罰金來代替賞罰。相同仍是《宋刑統(tǒng)》：“諸誤殺傷人者，減故殺傷一等……從過錯法收贖?！边^錯殺人或許過錯傷人，賞罰比故意殺人或故意傷人減輕一等，依據(jù)傷情輕重酌量，能夠用罰金來代替賞罰。
現(xiàn)在章惇的案子擺在了包公面前，罪過是兩條，一條是誤傷老太太，一條是跟老一輩小妾通奸，包公該怎樣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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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好像很明顯：包公大公無私，必定不會輕饒章惇，必定會要了章惇的小命。
可是史學(xué)家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一書中記載了包公的判定成果：“時包公知
開封府，不復(fù)深究，贖銅罷了?！卑珱]有深究，對章惇僅僅是經(jīng)濟賞罰，讓他賠了老太太一筆錢。也就是說，包公放過了章惇跟老一輩小妾通奸的大罪，只追查了踩傷老太太的過錯。
這是為何？包公難道也會徇情枉法嗎？
要說徇情，包公跟章惇還真的有點兒交情——章惇的父親章俞，跟包公同朝為官，而且私交不錯。換言之，章惇是包公的世交，是包公的朋友的兒子，可稱“世侄”。
可是，包公之所以輕判章惇，絕對不是因為交情，而是為了顧全全局。什么全局呢？不是朝局，也不是政局，而是整個社會的差序格局：士大夫是老百姓的長輩，父親是兒子的長輩，長輩的臉面有必要保護，否則百姓不敬佩官紳，兒子不敬佩父親，尊卑無序，社會就亂套了。
就章惇一案而言，包公既要保護章俞的臉面，也要保護拎著棍子追逐章惇的那位老一輩的臉面。包公以為，假如追查章惇跟老一輩小妾通奸的案子，則章惇的父親和老一輩臉面盡失，案情發(fā)布出去，老百姓背地里肯定會談?wù)摚骸斑@些士大夫干的什么事兒??！滿嘴的豺狼成性，一肚子男盜女娼，瞧他們家亂的，還配給我們做表率？呸！”
上述邏輯科學(xué)嗎？不科學(xué)。紊亂嗎？有點兒紊亂?？墒牵纬賳T常常這樣葫蘆提判案，只要能保護上層和長輩的臉面，完全能夠無視法律條文。
古代官員的判案邏輯
《名公書判清明集》是宋朝名臣的判例匯編，我從中挑出來兩件案子，讓大伙看看其時官員的判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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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一：某個無恥變態(tài)的老混蛋，對兒媳耍流氓，兒子告到衙門，父母官居然將兒子打了一百大板。那父母官給出的理由是：“父能夠不慈，子不能夠不孝，縱使果有新臺之事，只有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當(dāng)?shù)哪軌虿淮?，?dāng)兒子的不能不孝，即使父親對媳婦耍了流氓，也應(yīng)該隱瞞父親的惡行，將妻子趕走，讓父親沒有機會繼續(xù)耍流氓就是了。如此判案的父母官絕非等閑之輩，竟是南宋名臣胡穎，此人跟包公一樣是個清官，學(xué)問很大，威望很高，具有不俗的政績和官聲。
案子二：某舉人與街坊家的童養(yǎng)媳通奸，致其懷孕，街坊告上衙門，卻遭到舉人同胞兄弟的毆傷。您猜法官是怎樣判的？那個與人通奸的舉人本應(yīng)判處徒刑，但因為是舉人，所以免予賞罰，派差役扭送到府學(xué)，讓府學(xué)教授鞭打二十荊條，警告不要再犯即可。舉人的弟弟毆傷原告，本應(yīng)判處杖打，但他究竟替哥哥出頭，“以愛兄之道”，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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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人通奸居然能免除賞罰，弟弟為哥哥出頭居然能隨意打人，北宋法典《宋刑統(tǒng)》沒有這樣寫啊！南宋法典《慶元條法事類》也沒有這樣寫?。√锰酶改腹僭鯓幽懿蛔鹬胤蓷l文呢？怎樣能胡亂判定呢？
宋朝官員并不以為他們在胡亂判定，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儒家門徒，在儒家門徒的心目中，上下尊卑比社會公平更重要，封建禮教比法律條文更重要。用南宋理學(xué)名臣真德秀的話說：“吾輩聽訟，當(dāng)以正名分、厚風(fēng)俗為主。（真德秀《西山政訓(xùn)》）”父子之間的名分能夠超越法律，家丑不可外揚的禮俗能夠掩蓋事實，判案不需要遵循法律，遵循儒家思想就能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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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儒家思想代替法律條文，不是包公的首創(chuàng)，更不是胡穎和真德秀的首創(chuàng)，其源頭能夠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
漢中葉。我們知道，西漢大儒董仲舒曾經(jīng)倡議“春秋決獄”，即用《春秋》這部被儒家認可的史學(xué)經(jīng)典來作為判案依據(jù)。比如說兒子殺了人，被父親藏起來，依照西漢法律，庇護兇手要受重刑，可是董仲舒說，《春秋》上載有父親庇護兒子的事例，契合儒家“親親相隱”的精力，所以這個父親也沒有罪，不必受到任何賞罰。
包公判章惇一案，與董仲舒的判案理念一脈相承，洋溢著濃濃的儒家氣味兒。過去人們一直說，包公大公無私，鐵面無私，是宋朝的法家。實際上，他骨子里仍是儒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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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與法家孰是孰非，春秋決獄是否有其合理之處，以及古代我國有多少法律條文在多大程度上吸納了儒家思想，這都是很大的學(xué)術(shù)問題，小小一篇文章是說不清的。我想說的是，包公也是人，在官員權(quán)力缺乏制衡的環(huán)境下，他并非不可能徇私。據(jù)《宋史翼》記載，包公有一個學(xué)生，名叫王尚恭，在
開封府陽武縣（今
河南省原陽縣）當(dāng)知縣，一宗案子判得不公，老百姓上訴到
開封府，請包公復(fù)審。包公一看狀子，此案已被學(xué)生審過，當(dāng)即扔在地上，說：“既經(jīng)王宰決矣，何用復(fù)訴？”已然王縣長都審過了，我還用復(fù)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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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恭是包公的學(xué)生，也是包公的下級，包公喜歡這個老部下，以為他不會犯錯，所以連案情都不看，直接發(fā)還。由此可見，包公有些果斷，也有些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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